他曾定义一个行业的扩张速度，也最终承受其收缩的全部重量。
4月13日至14日，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恒大集团、恒大地产及许家印相关案件一审公开开庭审理。庭审核心聚焦被告人许家印被控非法吸收公众存款、集资诈骗、违法发放贷款、违法运用资金、欺诈发行证券、违规披露重要信息、职务侵占、单位行贿八项罪名，67岁的许家印当庭表示认罪悔罪，法庭宣布择期宣判。
这场庭审，为这位曾用25年将广州一家小公司打造成2.3万亿资产“头部房企”的前中国首富，画上了阶段性的法律句点。
许家印案标志着中国房地产行业从“民事责任时代”迈入“刑事责任时代”。中国企业资本联盟副理事长柏文喜向《华夏时报》记者分析道，其审判将产生合规红线从“软约束”变为“硬惩戒”，“有限责任”防火墙被击穿、金融安全被提升至国家安全高度的三重深远警示。
赌局上半场
许家印的起点，是匮乏；他的终局，则是对规模的过度回应。
1958年出生于河南太康寒门的许家印，1岁丧母，由父亲与奶奶拉扯长大，这段极度匮乏的成长经历，最终外化为他对规模、体量近乎偏执的追逐。
1978年，许家印考入武汉钢铁学院冶金系，1982年毕业后分配至河南舞阳钢铁厂，在此度过了十年。钢铁行业资本密集、重资产、重规模的运营逻辑，为他日后的地产扩张埋下了底层代码。
1992年南巡讲话后的下海潮中，许家印扔掉国企铁饭碗奔赴深圳，1996年在广州注册成立广州市恒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，1997年完成恒大实业集团的主体更名，开启了他以高杠杆为核心的地产赌局。
恒大的起点，是广州海珠区一块无人看好的工厂旧址。许家印用一套此后被反复复制的打法完成了原始积累：低价拿地、快速开发、以价换量、高周转回款。
金碧花园首期较同期周边楼盘具备显著价格优势，开盘即售罄，当日回款8000余万元，也奠定了“规模优先、速度至上、利润让位于周转”的核心基因。
许家印总结的“恒大速度”，核心是极致压缩开发周期、最大化资金使用效率，本质是一套极致的高杠杆游戏。用银行贷款拿地、预售回款建设、供应商垫资施工，自有资金占比被压到最低，这套模式也成为日后恒大风险爆发的根源。
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，是许家印赌局的第一个关键分叉口。
冲刺IPO的恒大因危机搁置上市计划，资金链濒临断裂，最终靠郑裕彤旗下周大福联合多家机构合计5.06亿美元的私募融资续命，其中郑裕彤个人通过周大福出资1.5亿美元。
这场资金危机并未让许家印调整高杠杆的经营模式，反而在此后持续依赖资本市场融资与多元化融资渠道进行规模扩张。
2009年11月，恒大在港交所成功上市，融资56亿港元。上市当日，恒大市值突破700亿港元，许家印以479.49亿港元身家登顶中国内地首富。
恒大成功上市后，持续沿用“高杠杆、高周转、高扩张”的经营模式，开启了全国化规模化扩张周期。
2010至2020年，恒大从广州一隅扩张至全国234个城市798个项目，土储峰值达3.12亿平方米，销售额从2009年的303亿元飙升至2020年的7232.5亿元，2016年首次登顶中国房企销售榜第一。
规模之外，许家印开启了无边界的多元化布局。从三年亏损近40亿元的恒大冰泉，到五年累计亏损1108亿元、仅交付1389辆车的恒大汽车，再到恒大文化、影视、经纪等赛道，多数业务沦为维持融资叙事的“故事壳”。
融资端，恒大除传统信贷与发债外，2020年末高峰时期商业承兑汇票余额超2000亿元；通过恒大财富向普通投资者发售年化7%—12%的理财产品，截至2022年末未兑付本息高达340亿元，波及7万余名投资者，最终因涉嫌非法集资被刑事立案。
而2010年入主的广州恒大足球俱乐部，十年间两夺亚冠、八夺中超，早已超越体育本身，成为恒大展示社会信用、积累商业影响力的核心名片。
在许家印的世界里，规模既是安全感来源，也是决策的唯一坐标。
红线落下，赌局终场
上半场极致的高杠杆扩张模式，为终局崩塌埋下了核心隐患。
2020年8月，住建部与央行推出房企融资“三道红线”监管规则，设置四档融资管控，其中剔除预收款后的资产负债率大于70%、净负债率大于100%、现金短债比小于1倍的红档房企，不得新增有息负债。
恒大三条红线全线踩中，处于融资管控最严格的红档，这一监管政策，直接限制了恒大高杠杆模式的新增融资空间。
许家印彼时推出的“降负债”战略，更多依靠明股实债、关联方交易等财务手段将负债转移至表外，并未真正降低杠杆水平，错过了最后的自救窗口。
2021年成为恒大的“末日之年”，债务危机从金融圈的内部传闻，演变为席卷全社会的公共事件。
当年7—8月，恒大行政总裁夏海钧密集减持恒大系股份与债券，累计套现约4.7亿元，其中部分债券减持未按规定及时披露，核心高管的率先离场，成为市场信心崩塌的重要信号。
同期许家印变卖个人资产，累计为恒大注入超70亿元资金，但相较于2.4万亿的债务规模，不过是杯水车薪。
8月，恒大财富理财产品出现逾期风波，9月大批投资者围堵恒大各地办公场所要求兑付，这场风波彻底击穿了恒大的市场信用；同期恒大对供应商的商业承兑汇票出现大面积违约，拖欠上下游供应商商票及工程款约9000亿元，风险沿着产业链快速传导，数十个相关行业陷入连锁危机。
2022年至2024年，恒大进入持续的死亡螺旋。债务重组始终无法拿出让债权人信服的方案，核心矛盾在于恒大账面土储大多位于三、四线城市，在市场下行期几乎无法快速变现，资产负债表的账面数字与实际可变现价值存在巨大鸿沟。
2023年9月，许家印因涉嫌违法犯罪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；2024年1月，香港高等法院对中国恒大颁布强制清盘令，法官在判词中明确，恒大“资不抵债”且“缺乏重组可能”，清盘是“唯一合理选项”。
同年3月，证监会公布处罚告知书，查实恒大地产2019—2020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虚增收入超5640亿元、虚增利润超920亿元，许家印被顶格罚款4700万元并终身禁入证券市场，相关违法行为被证监会定性为“手段特别恶劣、情节特别严重、市场影响特别重大”。
2025年8月，中国恒大正式从港交所退市，结束近16年上市历程，退市前总市值仅22亿港元，较巅峰时近4000亿港元的市值蒸发99.5%；此前恒大汽车旗下多家核心生产基地附属公司已进入破产清算程序，恒大物业核心股权也已于2025年1月被清盘人接管。
在柏文喜看来，恒大的崩塌不仅是单个企业的失败，更是房地产“三高模式”的制度性破产。“这一事件将从根本上重塑行业从‘规模崇拜’到‘现金流敬畏’、从‘金融套利’到‘产品主义’、从‘家族控制’到‘专业治理’的三大底层逻辑转换。”
与同期出险的头部房企相比，恒大的结局堪称惨烈。碧桂园杨惠妍家族累计为公司输血416亿港元，融创孙宏斌以4.5亿美元无息借款与债权人同条件转股，均为债务重组赢得了空间。
而许家印仅70亿元的个人投入、核心团队的提前套现跑路、击穿底线的财务造假，让恒大彻底丧失了市场与债权人的信任，成为头部出险房企中唯一被强制清盘退市的企业。
“与碧桂园、融创等同期出险房企相比，恒大的结局之所以更为惨烈，核心在于风险处置态度的本质差异。”柏文喜向本报记者表示，后续出险房企实控人必须认清，积极配合债务重组、优先保障民生交付、主动承担个人责任，是避免刑事追责的唯一路径。对于仍在博弈中的房企，许家印案是一面镜子。
时间倒回2012年3月3日，奔赴重要会议的许家印一路匆忙，腰间那条爱马仕H扣腰带，在漫天闪光灯下格外醒目——那个从豫东乡村泥泞里走出的少年，终于用杠杆撬动了世俗意义上的所有体面与荣光。
14年后，深圳中院的被告席上，许家印早已褪去了当年的意气风发，只剩当庭认罪悔罪的平静陈述。
那条曾被全网热议的腰带，成了他一生轨迹最精准的隐喻。
他终其一生都在追逐财富、规模与世俗认可的顶峰，用极致的高周转模式跑赢了地产上行周期的每一个节点，也用无底线的杠杆扩张，为自己铺就了通往终局的道路。
当年他奔赴会场的脚步有多匆忙，此后恒大扩张的车轮就有多失控；那条腰带所承载的财富符号有多耀眼，最终2.4万亿债务窟窿与八项刑事指控的终局就有多刺眼。
柏文喜向本报记者表示，许家印案是中国房地产行业发展史上的分水岭事件。它不仅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终结，更开启了行业全面重构的新纪元。
“而这场变革注定痛苦，却势在必行。对于幸存者而言，唯有彻底告别旧模式，建立新能力，才能在新周期中找到立足之地。”柏文喜如是说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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